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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浩是旅德多年的设计师，工作领域涉及产品设计，艺术收藏等，作品常⻅于Design Report、DOMUS、INTERNI设计等国际杂志。毕业于德国福特旺根艺术大学工业设计专业，先后任职于德国Kurz Kurz Design设计公司Solingen总部，德国戴姆勒·梅赛德斯奔驰 Innovation studio 创新设计部，并多次摘得RED DOT、iF、PENTAWARDS、IDEA GOLD等设计大奖。2012年起，担任Kurz Kurz Design设计公司中国区CEO。2016年，创立 XIONG&YANG熊与杨家居设计品牌。 2018年，创立HZReindl Design Museum浩泽莱德设计博物馆。2019年 成为German Wonderwerk中国区合伙人。同年，成为中德五金创新中心主任，深圳“孔雀计划”高层次人才，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校外导师，光华龙腾广东省十佳设计青年。2020年，创立KUKU GERMANY中德国际设计创新中心。2021年，荣获福布斯中国最具商业价值智能设计师TOP10。
熊浩：所谓德国设计的严谨，不光在于设计，德国整个社会的每一个维度是很严谨的。在设计上也有充分的体现，整体而言，在中国做设计是要比在德国快很多，当然最终的结果导致中国的发展也快很多，像我们中国公司成立后两年的营收就超过了德国20年的。但是从设计的全面考量来说，我觉得其中还是缺失很多的，就像工业4.0以后，德国人做设计的时候充分考虑了产品的“全链条设计”，包括它的制程，一个产品在批量生产的时候，是怎样被制作的，是怎样运输的。
另一点不同是，德国的实体经济始终还保持着正常发展的状态，但中国从电商开始，发展到今天的直播带货时代，消费者的购买形式产生很大变化，所以中国的设计师面对的是：工业4.0时代产品生产的制程（前端）与电商、直播时代产品销售途径（后端）都发生了改变。假如同样是一台洗衣机，在直播间看某个明星介绍洗衣机的功能，和以前在家电卖场由导购员引导亲自去触摸感受产品，两者的不同是很明显的。由于市场的需求太快，所以敦促国内设计师做设计的整个流程也飞快，就难免会疏忽一些东西，甚至影响到产品的结构、功能、支撑的合理性，导致产品在工业化生产时与生产的配合度不是那么好。但在德国，前端通过工业4.0来推动设计流程的优化，考虑产品制程、包装、运输上的问题，后端则比较简单，电商就一家亚马逊。
我在Innovation studio最主要的工作是作为一位工业设计师去将工作坊里参与者所提出的想法可视化。一场workshop的受邀参与者可能有五六十人，来自社会各界：可能是慕尼黑的骨科医生、法国的大厨，一名音乐家或音响工程师，他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在他们垂直领域特别牛的想法。我们作为设计师，扮演翻译的角色，在现场将想法用画作的形式展开“同声传译”。比如骨科医生说，你的汽车在碰撞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危险，人的哪根骨头会最先断折，我就会用速写的方式把他描述的这些内容记录下来，随后经过大量的优化配置，最终形成一页纸的方案也就是“Onepager”提交给专利部门。Onepager对公司最大的贡献就是它能构建企业的“idea bank（思维库）”。
我始终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感受它，这里又说回了中国设计跟德国设计的另一区别。在德国学设计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设计一款钓鱼秤，我们就要去买一款钓鱼称，把钓鱼称完全拆解，要去钓一次鱼。单凭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效果图，看着从Google百度上搜索出来的图去设计钓鱼秤是不可能的，你必须有触感，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所以对于我来说，不但我自己个人有买东西，看东西的习惯，而且我会放很多的经典产品在公司给我们的同事，像博朗的L2音箱，你看见这个东西的实物的时候，尤其是把它拆开过后，你对它的认识和钦佩是完全不同的。
熊浩：我所关注的第一是年份，第二是这种产品在这个品类里的原创性。例如我常年收藏唱片机、开盘机这些老的东西，昨天我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日本索尼的开盘机，对我这种级别的收藏者，我对这类产品并不感兴趣。在这个品类里，日本的产品有Design，但他确实不是Design Innovation。像德国、瑞士、荷兰这些国家是真的大原创，他们创造的产品形式感是世界上原来不存在的。但是日本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沿用了这种形式感，他做得更精致，有体验，小细节会做得更好。所以我收藏的原则是，一定要在产品形式上是原创，收藏开盘机，我肯定要收Telefunken、PHILIPS这类最原始的产品，或是像博朗——我最大的一片墙收藏的就是博朗的产品，它一定要具有原创性，这种原创性要么是产品形式感的，要么是真正的功能上的原创。
如果仅仅是推出一个性价比高的低价产品，没有功能创新、材料创新，只是利用我们市场规模化的优势创造了所谓的爆款，对设计本身的驱动是0，却会让很多年轻人以为这就是设计。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正在筹划自己的一本书，书中有一章的标题叫作“被圆角矩形困住的我们”，现在设计师常常上来画图就要画一个圆角矩形。我们现在每个家庭里使用的家用电器都是把iPhone放大了以后再变成个冰箱，但从来没有人发问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并不是设计创新，是特别遗憾的事情。
熊浩：由于当今销售环境产生了变化，直播间成了重要的产品销售渠道，催生出了如“颜值即正义”一类的对设计具有毁灭性的观念。我从来不否认颜值，但是我们回归到工业设计，看一下100年前的工业设计的概念；为了适合大批量工业化生产而产生的技术和艺术的结合。我们不能忘记初衷和原点。“爆款”是与大批量工业生产相对应的，曾经历史上产生“爆款”是由于技术的革新使某种产品的生产变得非常容易，生产速度加快，提升了效率。从设计的社会责任角度来说，当一个产品本身没用却爆卖，就意味着让千千万万消费者多买了一个“无用之物”。市场上充斥着这种“购买率很高，使用率很低”的产品，这对社会和设计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对企业和品牌负责和对消费者负责，这是设计师责任的两个层次。
从工业设计角度能够做贡献的，就是两方面，其一把产品的可靠性、持久性做好，即上述的“Long Lasting”，其二是从设计的结构、分件，是否能考虑到可回收的概念。我在2014年时去参观了松下电器的家电回收工厂，那次经历给我很大的启发。松下的洗衣机是整体回收的，它用破碎技术，将整个洗衣机扔进巨型的碾压齿轮中碾碎，洗衣机的材质有金属、有塑料、有玻璃，金属里面有铜、有铝、有铁等不同的材料，经历大概七八级粉碎后，颗粒大概大米粒大小。这些颗粒从一个颗粒发射机喷射出去，相同体积不同材质的颗粒因密度不同而划出不同的抛物线，分别落入前方分列的六七个回收池，自动完成分类。这个构思精妙的回收设备和流程的设计很值得我们的设计师去思考和学习。
熊浩：我其实也是几个学校的校外导师，首先来说我就觉得学设计的学生在学校里必须去上课。不只是专业实践课，还有像设计史、设计心理学这样的理论课。因为当你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乙方设计师，在对接甲方老板的时候，聊的不是产品而是你的认识和格局，它是一种知识量，这决定了你能不能拿到这个项目，这相当重要，而且任何跟设计沾边的事儿都很重要。我们是一家综合性的设计公司，不只做家电的，我们的客户涉及各行各业，例如我和珠宝品牌合作，品牌方跟我对话，所有国际知名的珠宝品牌、设计风格和特色我都能了解和涉猎，甚至精确到每个品牌的每一个系列。如果你想做一个优秀的设计公司，你想做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你要保持这种好奇，它会让你得到回报。
熊浩：面对传统工艺，我只能用“伟大”这个词来形容。我在德国的工业设计课程里有很多特别好的课程，其中就包括陶艺课，所以我以前也经常去Messen，就是德国著名的陶瓷之城。我的观点是，工艺是设计出来的工艺，工业设计一半以上的工作都应该聚焦于工艺和结构。通过这个节目让我对中国古代匠人的技艺感到无比震撼，就是一批杰出的设计师，从图纸到制作都是这个设计团队来完成。更惊讶的是，他们会自己制造工具。古人的出发点并不是把它做得漂亮，它只是一个单纯的结构，我们觉得震撼是因为它的精致和复杂程度，人的视觉对任何有矩阵感的东西都会觉得震撼。当然了，对形态合理比例的把控，是流淌在我们传统手工匠人血液里的。
熊浩：搭中国产品的“顺风车”出海是中国的工业设计“出海”的捷径。设计的进步过于抽象，不能数据化，它是体现在设计应用上的。设计的好与坏，进步与否是不容易被证明的。创造了当今工业设计模式的包豪斯的重大成就来自它的理论指导——包豪斯宣言，这种差距不是我们一步两步就能赶上的，所以，中国设计“出海”最好是搭产品的便车，循序渐进地植入中国设计的特点，即设计加供应链的解决能力。就类似当年浮世绘作为日本茶叶的包装进入欧洲而影响了梵高等画家。所以说，茶叶贸易成了日本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
熊浩：天津的公司又叫KKD研究院，因为我一直强调对设计理念本身的驱动。作为一个设计师，你是否关注你自身的创新力的提升，你的设计方法有没有迭代？这些都很重要。现今产品的制造环境改变、销售路径改变了，世界是在变化的，所以设计的方法、设计的流程、设计的理念是要迭代的。于是我们就在天津公司设立了自己的专利和设计方法研究部门，像我们现在应用的林比克（limbic）工具是一种心理学模型，这个工具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应用在设计流程里，并且把它对应到产品和品牌的研究上。
熊浩：我首先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追热点的设计师，我特别强调回归，强调经典设计。德国的设计教育，非常尊重包豪斯和工业设计的初期理念，最初在德国我跟的导师是德国体验设计创始人Marc Hassenzahl，他在指导我毕业设计的时候先给我一本他的书《Design for Happiness》。读完之后，我仍然认为好的体验和好的设计给你带来幸福感依然基于功能的创新。很多新的设计观点仅仅是“形式服从于功能”这一经典理念的延续。
关于AI这个话题，我想聊两点：一方面，从设计方面来讲，它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人类用几百年来构建出“专利”和“版权”的体系，而AI技术在设计上的应用将无情地摧毁这些体系。另一方面，在AI产生意识之前，我并不担心设计师被其取代，但它会急剧降低年轻设计师的创造力和勤奋度。对于设计理念、设计风格的创新会起到极其负面的作用。现在的设计师使用这样的工具，可以生成出任何风格的作品，而设计风格和设计出发点是凌驾于设计实操之上的，因为设计的方法和设计风格指导了怎么做设计，所以现在AI介入设计行业的情况，设计的流程和风格必将走向雷同。
熊浩：我们的客户比较稳定，所以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在客户结构中，我们几乎没有小型客户，都是较大客户，做了大量民生级产品，我们公司可以叫“国民设计公司”，只要人民还热爱生活，就有我们贡献的机会。中长期来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产品转型，在设计公司之外做一些自己的品牌，就像从2016年做起来的“熊与杨”家居设计品牌。通过这些品牌和产品打造一个绝对的世界，让好的产品能够正常推送到消费者眼前。这样的产品我觉得依然对设计本身的上限推动是很有帮助的。
熊浩：菲利普·斯塔克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师，没有之一。他为FLOS设计了一款台灯“Gun Lampe”，灯的立柱部分是AK47，我一看那个东西我就起鸡皮疙瘩的程度。 AK47是土匪用的，而且它就镀成金色，给这种奢侈品灯具品牌做了一个灯。你只要从人性的角度理解这个灯，你就会感觉到无比的震撼。产品的功能性是有层次的，能够触动到情感的功能构建是设计的最高境界。就像诺兰、贾樟柯这种大导演拍电影一样，就像达·芬奇或是丢勒在他们的画作中夹带一些自己的“私货”，一些调侃的东西。好多设计师的作品都是暗含了很多自己对生活、对人性深刻的理解，有机会通过产品表达出来是设计界的幸事。并且菲利普·斯塔克的这种调侃非常的巧妙，而且给品牌（FLOS）创造了巨大价值。
